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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生成学

http://www.mxdsj.com    来源:音乐周报    文章录入:刘红

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父母

 

20多年前,我和刘诗昆曾探讨过他如何能成为钢琴家的。他说:“有些家长带着孩子让我给鉴定,看这孩子将来能不能成为钢琴家,我说这取决于家长的态度。有些家长认为我回答得含糊。其实我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自己三岁就被父亲抱上钢琴了。我谈不上喜欢,只是无可奈何。就因家长的决心大,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听到这番话有很大的疑问,连钢琴老师都没什么把握把孩子培养成钢琴家,家长怎么就起那么大的作用呢?


20多年间,眼见一些琴童的成长过程,反思刘诗昆的话,我意识到他说得对。一个人成为钢琴家,就像斯坦威出产的钢琴,得经过数十道工序的流水线。有启蒙老师、附小老师、附中老师、大学老师、大师班老师、理论老师、视唱练耳老师、文化课老师、班主任辅导员老师等等,在这多道流水线的分工中,有谁敢声称自己这道工序最重要?一般孩子在国内外钢琴大赛戴上桂冠,人们眼睛盯的是最邻近的钢琴主课教师,觉得他是孩子得大奖的关键一环,其实是这位教师为临出厂的斯坦威弹去了浮尘,让买家喜欢上了。


还是有人会站出来喊: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个人就是家长。想想也是,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孩子。如果没有父母剥夺孩子的“童年”,就没有孩子辉煌的成年。


郎朗刚参加完德国钢琴大赛得了第一名,他父亲郎国任就和我聊起郎朗的成长经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从那时起,我关注郎朗的同时,也研究了郎国任。


郎国任在培育郎朗的过程充满着争议。一次,孩子练琴没达到要求,父子矛盾爆发,郎国任拿起一瓶药,让孩子选择:是跳楼还是吃药。人们会骂这个当爹的太残忍了。假如郎朗没出名,或者真的跳楼走了,那么郎国任就归在残忍扼杀孩子天性乃至生命的黑色档案里。可是郎朗出来了,于是郎国任的“暴行”和郎朗的上道就有了必然联系。


庄子说,马自由自在奔腾撒欢,那是马的天然,而一旦遇上伯乐这样的人,将马套上头四蹄钉上马掌,那马就不天然了。只有这种做好准备的马才能为人所用。庄子用伯乐寓意很深刻。伯乐训练出为人服务的马,马的天性也同时被他扼杀了。


音乐审美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欣赏郎朗在钢琴上那万马奔腾的自然气势,恰是以他天性被扼杀为前提条件的,而这个伯乐就是郎朗的父亲郎国任。


刘大冬是前西安音乐学院院长、指挥家,他特别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音乐家。孩子小时学钢琴眼泪汪汪的。刘大冬心软了。一次孩子练琴时又痛苦地望着窗外,妈妈问:你到底想干啥?孩子说:妈,你让我搬煤吧!就这样放弃了。等孩子懂事了,想再学钢琴,可已错过了练童子功的最佳时期。


上个世纪末中国十大男高音之一的白萌也有类似的经历,孩子学钢琴已经过了九级,但孩子实在太痛苦了,于是白萌心一软,也放弃了。现已经24岁的孩子埋怨父亲,当时为什么不强迫自己继续弹下去呢?


很矛盾,我们钢琴欣赏者要想欣赏到天籁般如行云流水自然的钢琴声,那么演奏家在孩提时代必然要经受一段反自然的训练,而一个优秀的琴童家长就要有超常的毅力和“残忍的心”,帮助孩子渡过这段炼狱。这就是前面刘诗昆所说的家长态度。


郎国任除了对孩子严酷外,还有对音乐的执着和准确的判断力,当他专业考试第一名却因超龄被沈阳音乐学院弃录时,他就发誓要让自己的后代实践自己的音乐家梦。


首先,他对孩子的母亲要求有共同的理想。正好郎朗母亲除了也喜欢音乐外,还是舞蹈演员。很巧,王羽佳的母亲也是舞蹈演员,父亲是键盘演奏员。郎国任和妻子对孕育孩子的前中期做了详尽的准备,甚至连孩子的预产期都要与伟大的音乐家生辰相符。刚好那时音乐胎育理论传到中国,郎国任和一拨儿想造音乐家的父母都给胎儿进行了系统的音乐胎育。


郎国任常常给孩子布置曲目和适时地更换老师。老师可以拒绝一个投奔自己的学生,却没有权利要一个自己喜欢的学生,这一点,郎国任可以做到。他可以代孩子选择某一阶段最适合的老师。郎朗的启蒙和打基础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老师。在孩子上升阶段,果断地到北京,费一番周折,投在赵屏国门下,而赵夫人就是凌远,钢琴教育家,王羽佳就出自她门下。在孩子国内前途发展无量时,郎国任不怕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闹翻,放弃文凭让孩子退学,转而赴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拜在大钢琴家格拉夫门下,在此之间,还跟周广仁、殷承宗学过。


出名要趁早

 

郎朗的每一次改换门庭郎国任都是痛苦的,内心也在翻江倒海。郎国任的抉择动力之一,是他对钢琴演奏行情的了解:同等水平,年龄越小被关注程度越高。不论是古代的莫扎特还是近代的霍洛维茨还是当代基辛,都是少年时期就出名了。所以对钢琴大师的培养不能走一般钢琴常规曲目渐进的道路,而要超前一些,尽管当时看来是“拔苗助长”。“那是他们没有看到郎朗身上超长的潜质,如果曲目不跃进,郎朗就被耽误。”郎国任说,他担心孩子不能少年成名,他常和教师有矛盾,多是在曲目的循序渐进和超常突进的选择上。一旦矛盾不可调和,他就果断地换老师换学校。


动力之二是郎国任和儿子郎朗结成了统一战线,尽管父子有矛盾有时尖锐到非得母亲来解围,但郎朗清醒地意识到全世界只有父亲最迫切地希望自己尽早地成为钢琴大师,郎朗在5岁时就有理想:要当第一。开始是沈阳,后来是中国,现在是全球。而自己要实现理想,离开谁都行,惟有离开父亲不行。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当父亲和老师发生冲突时,小小的郎朗会果断地站在父亲一边。如,一次中央电视台一场重要的直播音乐会,选少年郎朗钢琴独奏。在曲目选择上,教师告诉导演弹A曲目,郎国任插话:弹B曲目效果好,能发挥所长。教师训斥郎国任: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郎国任哑口了,撤了下去。没想到郎朗对导演说:弹我爸说的曲目,否则就不上台。郎国任为这句话掉了眼泪。


再如一次日本的小柴科夫斯基比赛,当时郎朗的指导教师之一周广仁希望弹C曲目。郎国任说弹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周广仁开始不同意,说这部作品感情很复杂,里面有肖邦和乔治桑缠绵的感情,郎朗太小,不一定能理解。但郎朗站在父亲这一边,坚决要弹。周广仁退了一步,说赛前你先弹给我听,如可以,就过。后来郎朗就是凭此曲得了第一名,有人问郎朗:“那是爱情呀!你那么小,不可能体验。”郎朗说:“我回忆起了对妈妈的思念。”


郎朗现在成为钢琴大师,当然这也是郎国任的成功。那些诺贝尔物理学、医学生理学、化学奖的得主们成天在实验室里,摆弄瓶瓶罐罐,调配各种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药或医疗手段或发现一种规律。郎国任的实验室在家庭、社会、学校、舞台,他将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元素,调配出一个钢琴大师。


有人说郎朗的成才太个别了,郎国任对郎朗太极端了,不具有推广性。所有音乐家成长的个案都是个别的,不像斯坦威钢琴厂可以成批地模式化生产。但社会现实又是如此:每当诞生一个音乐新星,有心人就会追寻他的诞生之路,借鉴一些手法。


比如,郎朗出道以后,王羽佳的父母也很果断地让她离开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先去加拿大,然后考上了郎朗成腕的学校: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这是在她14岁以前做出的抉择。结果王羽佳也是少年成名,现在也是世界级的钢琴家,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签约音乐家。除了出唱片外,每年在世界各地音乐厅演出百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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